从心理学角度看,行善行为正在成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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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纽约时报》称为“可能是世界上最富争议的伦理学家”的彼得·辛格（PeterSinger）于年发表的一篇名为《饥荒、富裕和道德》（Famine、AffluenceandMorality）的文章轰动了学界。

文章的论述始于一个简单的假设：

假设你看眼前的浅水区里有一个小男孩马上就要溺水了，那么出于道义，你应该想尽一切办法去营救这个小男孩。如果你袖手旁观，看着他溺水而亡，那就是违背了良知。

但是辛格继续论述道，对于发展中国家那些濒临饿死的儿童，即便他们与你相隔万里，你也同样肩负着拯救他们的道义。

他们不是在你家后院忍饥挨饿的事实并不能成为你见死不救的正当理由。

辛格的结论多少会让人感到不适，因为大多数人不会像帮助自家附近游泳池中溺水的男孩那样热切地帮助千里之外饥肠辘辘的儿童。

文章暗指，我们在每一次度假、购买昂贵的汽车、重新装修房子时，在道德上无异于眼睁睁地看着人们在自己面前死去。

一项统计称，在美国，培养一个孩子上大学的费用足以拯救50多个生活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孩子的生命。是的，我们当中有许多人确实会尝试拯救急需帮助的人，但是我们也会把大把的钱花在个人享受之上。

辛格想要说明的无非就是人类简单的日常善行为，我们宣称的理想（帮助最需要帮助的人）和我们的实际行为之间（在自己身上花钱）的差距。

通过强调这一点，他希望改变读者对于所谓“道德的”行为的想法。换言之，他在尝试解释道德。

不过，我们的目标只不过是调查人们的行为动机。但是，为了让人们看到脑中的大象，我们觉得还是应该把这种伪善记录在案。

尤其是在本文中，我们将看到，即使是在做慈善的时候，我们也难免会流露出某些存有私心的丑陋动机。

有效利他主义

何为理想的慈善行为？了解这一点将有助于我们理解人们的理想和实际行为之间的反差。幸运的是，有人已经替我们完成了这项工作。

年，霍尔登·卡尔诺夫斯基和伊利·哈桑费尔德还是美国康涅狄格州的对冲基金分析师，过了几年安逸日子之后，他们决定拿出自己的大笔存款捐献给慈善机构。

但是，他们希望自己的捐款能够用到实处。于是，作为训练有素的分析师，他们拿出研究投资机会的那套方法来研究慈善机构，也就是查找数据。

在一些朋友的协助下，卡尔诺夫斯基和哈桑费尔德整理出了一份可靠的慈善机构名单，开始展开信息检索。

他们想知道每家机构会把他们的捐款用在何处，更重要的是，如何衡量善款使用的成效？

为了能够最大程度地发挥善款的效果，他们还想评估整个过程的成效。用金融学术语来说，他们寻求的是最大的投资回报率（ROI）。

具体来说，在本例中，他们寻求的是捐款回报率（ROD）,他们只是在为此做尽职调查而已。他们所联系的慈善机构给出的回复令人沮丧。

有些慈善机构只是发回些精美无比的宣传小册子，上边印着喜笑颜开的儿童的照片，这些机构还信誓旦旦地附上了几句承诺：我们一定会把这笔钱用到实处。

有些慈善机构则充满敌意。其中一家指责卡尔诺夫斯基和哈桑费尔德是某竞争对手派来窃取机密的人。（我们不妨静下心来想一想，慈善机构有什么“商业秘密”需要保守呢？）

几乎没有一家慈善机构可以拿出经得起金融分析师推敲的过硬数据，也拿不出实实在在的成果。

最终，他们明白了，他们没办法得到自己想要的数据，“因为慈善机构本身就没有这种东西”。但是，卡尔诺夫斯基和哈桑费尔德仍旧认为数据很重要，而且他们认为其他捐款人也想看到这些数据。

于是，二人于年辞去工作，设立了一个组织——“行善”（GiveWell）。

这是一家致力于对不同慈善机构进行量化研究，并适时公布结果的组织，目的在于选出最为有效的慈善组织，也就是捐款回报率最高的慈善组织。

它的方法宗旨和《消费者顾问》或《傻瓜投资顾问》相似。

不过，它既不调查汽车和相机，也不调查股票和债券，“行善”调查的是慈善机构。

“行善”现在正致力于推广一项影响越来越大的有效利他主义运动。

此运动的灵感源于辛格（还有卡尔诺夫斯基和哈桑费尔德等人），旨在改变人们为美好事业奉献时间、努力和金钱的方式。

其他人行善凭的是热情和直觉，而他们靠的是推理和证据。

这种方法讲求实际，依靠数据，其首要任务是寻求实效。为了决定如何给予，有效利他主义者以理性思考代替感性认知。

这个方法听起来足够可靠了吧，但是也可能会得出一些奇怪的结论。

例如，年，“行善”公布了效率最高的三大慈善机构：

1、抗疟疾基金会（TheAgainstMalariaFoundation),该机构为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提供蚊帐。

2、捐款直达（GiveDirecty)该机构直接把现金分配给急需用钱的人，没有任何附加条件！

3、血吸虫病防治（TheSchistosomiasisControlInitiative)该组织旨在为血吸虫病感染者提供医疗服务。

这些绝非最广为人知或最具代表性的慈善机构。

美国联合慈善总会（TheUnitedWay)、救世军（SalvationArmy)或者是愿望成真基金（Make-A-WishFoundation)等慈善机构的影响力都远远超过它们。

但是它们收益颇丰。据“行善”估计，抗疟疾基金会每花费美元就能拯救一条生命。

你有可能认同也有可能不认同有效利他主义是做慈善的理想方式。

其他姑且不说，该活动因为衡量“有效”慈善组织的标准过于狭隘而备受批评。特别是“行善”只重视慈善行为影响力能够得到可靠衡量的慈善机构，这导致它忽略了慈善机构能够带来的模糊影响（政治或文化影响）。

而且，有效利他主义研究严格地进行结果导向型研究，凸显了传统慈善机构在这方面的缺失。

如果想把钱捐给慈善机构，难道我们不希望自己捐得明明白白吗？

这不正是我们的目的吗？

不幸的是，放眼望向现实利他主义，我们却发现，高效地帮助他人并非我们的首要任务。

现实利他主义

表面上看，美国人相当慷慨。

每年，10个美国人当中就有9个人给慈善机构捐款。年，捐款总额超过亿美元，约为美国GDP(国内生产总值）的2%。

除部分捐款来自企业或慈善机构外，超过70%的捐款来自个人，有男有女，他们给教堂捐什一税，捐款赞助公共广播，医院以及回馈母校。

当然，并非只有美国人如此，其他发达国家的人民也很大方，只是程度略有不同罢了。

接下来我们将重点讨论现金捐赠。

人们也会捐献自己的时间（在流动厨房做志愿者）、专业技能（公益性工作），甚至献血、捐赠身体器官，如肾脏、骨髓等，且不论日常生活中那些大多未被记录下来的小小善举。

我们把范围限定在捐款，因为它们已经得到了充分研究而且易于衡量，但是我们期望类似的论述也适用于其他形式的慈善。

现实利他主义与有效利他主义的差异竟然如此巨大，着实令人震惊。

美国慈善机构款项的主要去向是宗教团体和教育机构。

诚然，我们捐给宗教团体的一些钱最终用于帮助那些急需帮助的人们。但是大多数资金还是流向了礼拜活动、主日学校和其他一些与慈善活动无关的地方。

捐给教育机构可以说效果更次。总体而言，只有不足13%的美国私人善款是用于帮助那些最需要的人：世界范围内的穷人。

国家层面的资源配置如此低效。

除此之外，在进行个人选择的时候，我们的行为也颇令人困惑。例如近期有一项调查研究发现：

大多数美国人（85%)表示他们关心非营利组织的运营情况，但一整年当中会对慈善机构分发礼物的情况进行调查的仅有35%。而在对慈善机构进行过调查的人当中，多数人（63%)的目的是核实自己意欲对其进行捐赠的非营利组织的真实性。其中仅有3%的捐献者会进行比较研究以找到最适合捐献的非营利组织。有时，连一家慈善机构的最基本信息都不知道，我们也乐于慷慨解囊。

比如，其宗旨是什么？如何处理善款？

“年，戴安娜王妃逝世后两周，”杰弗里·米勒写道，

“英国人就向威尔士王妃慈善机构（PrincessofWalescharity)捐献了超过10亿英镑的善款。此时，这家新成立的慈善机构还远远没有想好应该如何使用这些捐赠的资金，以及该机构的行政开销花费几何。”

若把捐款当作经济行为加分析，我们便会清晰地看到，对于捐款所产生的效益，我们有多么不关心。无论我们做什么，其目的都不是使捐献回报最大化。

例如，在一项研究中，参与者被问及愿意支付多少钱购买拯救候鸟的网罩。有的参与者被告知这些网罩每年可拯救只鸟，有的则被告知是2万只，而最后一组被告知是20万只。

虽然预期的效果有十倍，甚至百倍的差距，但是三个小组的所有参与者愿意捐献的金额是一样的。

这个效应被称作“范畴忽略效应”或“范畴不敏感效应”，该效应可见于其他诸多问题，包括清理受污染的湖泊、保护自然、降低道路交通伤害甚至是预防死亡。

人们愿意伸出援助之手，但是他们愿意付出的资金数额同捐献效果不成比例。

人们还喜欢分散捐款，即把捐款分成多个小份额进行捐赠，捐往不同的地方，而非分成几份大额捐款，投入最有效的慈善机构之中。

在资本市场（股票市场）中，投资者青睐于多元化投资，但是多元化却不适用于慈善“市场”。

多元化投资的主要目的是帮助组合投资受益人对冲风险。但是社会（假设慈善受益人是社会）已然完完全全多元化。

成千上万家资金雄厚的慈善机构几乎采取了所有可能的方法来帮助人们。个体捐献者分散或是集中捐赠对于整体分配的影响甚微。同时，有效利他主义者令人信服地证明了，某些慈善机构处理捐款的效果远甚于其他机构。

给抗疟疾基金会捐赠美元就能拯救一条人命，但是把这笔钱分开，然后捐给家不同的慈善机构，可能就是纯粹的浪费。分散捐赠的金额甚至无法涵盖处理捐款的行政开支。

在评价与慈善相关的行为时，我们好像完全不在意总效率的高低。

例如，富人们经常从事毫无技术含量可言的业余志愿者工作，并且因此声名远播。即便他们在公开市场上所创造的价值远比做志愿者工作创造的价值高，他们仍然愿意从事业余志愿者的工作。

此处再次引用米勒的一段话：

分工才能提高经济效率，在商界如此，慈善界也当如此。但是，在世界上许多现代化都市，训练有素的律师、医生，还有他们的丈夫和妻子利用自己的时间去流动厨房为无家可归者服务，或者为老人送上食物。按照标准价格计算，他们的时薪可能比厨房工作人员和送货司机高出倍。他们端汤的每一个小时本可以赚一个小时的薪水，这笔薪水足够雇佣专人在此负责端汤服务两周。

如果我们尝试用捐献回报率最大化来解释与慈善相关的行为，这些行为是完全不合乎情理的。

其中一定别有缘由，但是究竟是为什么呢？

我们慷慨解囊若不是为了尽可能高效地帮助他人，那么我们到底想从中获得什么呢？

难道仅仅只是没达到自己的目标？还是说我们另有所图？

-TheEnd-作者

汤先生第一心理主笔团

一群喜欢仰望星空的年轻人参考资料：Mae,L.,Carlston,D.E.,Skowronski,J.J.().Spontaneoustraittransferencetofamili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