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蒿情黄花香深切怀念周克鼎同志

作者按：

光阴似水无情，斯人骑鹤仙游八载，适逢中国五二三项目立项50周年前夕，青蒿素荣膺诺贝尔奖，《迟到的报告》一书再版，更加难忘故人，追思往事，栩栩眼前，更加怀念他对五二三项目和青蒿素事业作出的伟绩，以及堪为后人楷模的崇高美德。

撰文

施凛荣（原五二三办公室管理人员）

责编

小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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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二三棋局的棋手

“五二三项目”是时代赋予中国科研工作者的特殊任务。这支科研队伍在党中央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怀下，有坚强而又有权威的领导班子和层层负责的管理机构，落实和协调每一项、每个阶段的任务。科研管理人员就如同棋手，在什么时候下哪一步棋，下一步棋又将如何衔接，用什么人来完成某项任务，是他们根据出现的不同情况作出判断考虑的问题。一支强大的科研团队需要有卓越的科研管理人员，在管理执行中发现人才，爱护人才，信任和团结他们，激发他们对国家的荣誉感和对工作的高度责任热情，最大地发挥他们在工作中的特长和主观能动性，出色地完成所担负的任务。周克鼎同志就是一名卓越的“棋手”。

?中年时期的周克鼎

年，第一次全国五二三会议后，全国五二三办公室设在军事医学科学院，初期办公室有十几个人，除直接负责承担研究任务两个研究所的人员科研和行政管理外，主要是担负协作研究计划的制定，与领导小组部门、各地区五二三办公室和承担任务单位的沟通联络，组建专业协作组，组织协调项目任务的分工落实，以及上下沟通的文件、工作总结、报告、简报等。周克鼎同志既参与重要的决策，又是具体工作任务的承担者，是办公室的笔杆子，许多重要文件由他为主起草的。他名义上不是五二三办公室的领导，但在任务的组织协调方面却起到重要的核心作用。

他是从军事医学科学院科管部（当时的建制名称，即后来的科技部）综合计划处调到五二三办公室的，曾做过编辑的工作，英语有很好的基础，也有多年机关工作和科研管理的经验。我初调到五二三办公室时，对机关和科研管理工作毫无经验。他年长我11岁，像大哥哥一样，给我热情指导。后来又放手让我专门联系、了解化学合成药专业组的研究工作，到五二三有关科研所（室）跟班，一方面了解研究工作的进展，一方面学习熟悉有关业务知识。在他悉心的帮助下，我在办公室和专业组的专家那里得到许多知识，提高了办事能力。他既是我的兄长，也是我的老师。十几年的朝夕相处建立起的深厚情谊，使我们之间在后五二三的30年里的联系从未间断过。

不论在什么情况下，他对五二三办公室的工作总是充满热情。年至年，随着我院机构和人员的调整，在一段时间里，除了院、所分管的领导，五二三办公室日常的管理工作就只剩下他和我两人，且归并到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科管科，给他挂了副科长的职位。这与当时各地区五二三办公室通常有五、六个人的力量相比，谁能想到一个对上有领导小组4个国家部委，对下联系6个地区（上海、南京、广东、广西、昆明、四川）五二三办公室和1市3省（北京、山东、辽宁、陕西）协作单位的全国办事机构曾是这样的状况。然而，他并不计较自已的职位，面对这种状况，丝毫也没有影响工作的热情，依靠主动向领导小组主管部门和分管领导汇报，与各部委具体负责五二三项目的同志联络沟通，积极主动提出开展工作的建议，争取上级的领导和支持。同时，及时通过各地区五二三办公室向地区领导小组汇报，向有关承担任务单位传达上级的指示精神，通报任务的进展和形势，进行沟通交流，鼓动宣传，得到来自各方面支持。尤其是在化工部（期间曾称为燃料化工部，制药工业后归国家医药管理总局管理）负责落实五二三任务的佘德一同志和总后卫生部刘计晨同志热心大力的支持下，极大地推动了五二三各项研究工作的深入。

后来他常风趣地说，五二三办公室的工作就是“宣传领导，四处游说，”。这体现了他对困难的乐观情绪，也确实是当年五二三任务和青蒿素研究工作能够取得成功的真实写照。其道理十分浅显，国家部门分管五二三工作的领导都担负许多工作，他们不只是五二三项目一件事。要保证五二三工作顺利开展，就必须靠办公室主动向领导汇报，把领导请出来“领导”。他们对五二三任务的重视，一个批示、对具体承办人员的一句口头指示，都是组织落实做好工作的重要依据。同样，要得到承担任务地区领导的重视和支持，也要主动向地区五二三领导小组和承担任务单位的领导汇报，利用一切有利的条件，向领导做好“宣传”，争取他们对工作的的大力支持。

前瞻睿智的设计师

原卫生部科技司陈海峰司长在信函中如此评价，他“实际上是当年五二三新药研发的科研设计师。”他是一个设计师，又是一个组织者，也是一个执行者。五二三项目全面展开以后，根据各项研究的进展和国内外捕获的信息，及时审视和调整工作思路，有针对性拓展相关的研究工作。为此，他十分尊重各专业组的专家，倾听他们的建议，共同讨论研究工作中的热点问题，依靠和发挥他们的作用的同时善于总结。

他在组织抗疟中草药、化学合成药和植物驱避剂以及后来扩展的杀虫药械的研制中，经常与中草药专业组组长上海药物所的陈仲良，化学合成药专业组组长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的邓蓉仙（我们常称呼她为邓大姐）、副组长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的张秀平，驱避剂和杀蚊虫药械专业组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的陆宝麟、朱成璞，疟疾免疫专业组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陈正人等专家讨论，一方面向他们请教，又及时对各项研究任务进行总结，并对下一步的工作进行调整部署和具体的安排。在办公室主任、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白冰秋所长领导下，针对脑型等凶险疟疾死亡率高的问题，组织专家在广州召开了论证会，成立了专业组。专业组救治脑型疟的研究取得了重大的进展，救治水平至今在国际上保持领先。疟疾免疫专业组就是在听取陈正人、陆宝麟、俞焕文等教授的意见后组织并召开专业组会议的。这项研究当时在国际上我们也是较早开展的。后来在青蒿素的研发中，也充显示他对全局工作的前瞻思考和安排。

年，沈家祥院士在中医药管理局主办的重庆会议上就曾指出：“新药研究的根本在于发现。……从过去的经验看，组织全国大协作就是一个高招。以五二三办公室抓抗疟药研究为例，七、八十年代我国研究成功以青蒿素系列为主的新药，比全世界几家跨国公司加在一起的还多、还要好。可见组织得好，我国的科学家也有能力创制新药，在国际上也是有竞争力的！”谁都知道照搬历史和模式是要犯错误的，其本身就不是创新。大家也都知道不尊重历史也是要犯错误的。重大的创新研究，关键是除了要有出色的学科家，还要有对专业熟悉，有准确判断力和前瞻的睿智思维，任人唯贤用人所能，且有“雷峰”献身精神的能驾驭全局的科研管理者。没有这样的科研管理者，研究项目可能会是静不下心来的过程，结果则可能散乱无序或者出现无谓的重复。今天，与强大的国力相比，医药的科技尚存创新不足的缺憾。虽然不缺科研的投入，却缺少像周克鼎这样有精神品格风范和精湛业务能力的科研管理实践者。

他十分注重科研资料的总结和积累。年，五二三各项研究工作已开展了六、七年了，各单位都有不少的研究实验总结、报告的资料。当时国内的专业文献出版业务尚未恢复，他说几年来大家辛勤工作的研究资料不收编起来就将散失。这些资料对后人是很宝贵的。在他提议和组织下，各地区五二三办公室和各单位、专业组把多年来的研究资料搜集起来，请当时与五二三办公室合并办公，负责钩端病协作工作的陈锦石指导编辑工作，由办公室人员自已动手整理各地送来的资料、按不同任务专业编辑出版了多集的《疟疾防治研究资料汇编》和合订本《疟疾研究》，请了郭老（沫若）题写了书名，成为文革时期不多的，也是至今少有的在疟疾研究方面十分宝贵的专业文献资料。

《迟到的报告》一书附录中，“抗疟中草药研究工作经验总结”、“植物驱避剂研究工作经验总结”和“五二三抗疟药青蒿素及其衍生物研究专题工作报告”是五二三任务13年间，在发掘祖国医药学宝库时升华出来的“结晶”。他常为这些经典之作感到宽慰。这三篇十分珍贵的经验总结，是他一手组织编写的，凝集着他和专业组专家的心血。这些资料对指导中药的研究开发，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青蒿素的有功之臣

青蒿素研究从初始出苗头到科研成果鉴定到工业生产，与国际标准接轨到走出国门，他功高至伟。没有他的执着与热情的争取和追求，难有青蒿素的今天，或至少要推迟若干年。

早在五二三项目立项之前，他就参加了项目研究规划制定，将青蒿等中药列入了重点的研究对象。年，青蒿出现苗头，五二三办公室决定加快推进临床试验。其时已是海南岛疟疾流行季节末期，他一方面请广东（海南）五二三办公医院，又通过总后卫生部刘计晨安排解放军医院收治疟疾患者。～年，当北京中药研究所青蒿素Ⅱ临床试验、提取青蒿素Ⅱ遇到困难情绪受到影响时，他通过当时在该所“支左”的军代表，军事医学料学院放射医学研究副所长赵相做工作，给大家鼓励和支持。

他还亲自带领该所的张衍箴到云南省药物研究所，了解大头黄花蒿研究工作的情况，学习他们的提取方法。青蒿素扩大临床试验，他及时请李国桥在海南举办临床试验研讨学习班，制定统一的试验方案和疗效判定的标准。他对青蒿素的研究看得深远，在南京中草药专业会议报告青蒿粗提物动物显示较好效果后，立即要求抓紧对青蒿提取方法、药效、安全性做进—步实验研究，在肯定临床疗效的同时，加快有效成分或单体的分离提取；年，尽管青蒿研究尚处初期阶段，在他起草的“五年规划后三年任务”中明确提出“组织力量，加强协作，争取年定出化学结构，进行化学合成的研究”；在青蒿素临床效果肯定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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