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任务523青蒿素三十年隐秘史

本刊记者张鑫明薛田/文

兜兜转转24年，广州中医药大学教授李国桥终于带着治疗疟疾的药物来到了越南。

那是年，脑型疟疾正在越南流行，不断有人在死去。李国桥应越南政府邀请，和几个同事带着青蒿素类药物过去，效果明显。越南卫生部长听到消息，赶去见他，两人在李国桥住的宾馆会面。对方问，这种药在哪里可以买到？李国桥答，“‘隔壁’就是桂林南药厂，很容易买到。”

当地的卫生官员对他说，“听到这个消息比捡到金子还高兴。”越南官方当即从广西大量进口青蒿琥酯，取代了此前一直使用的奎宁。“迟到”了24年的青蒿素，终于开始挽救越南人的生命。

年3月22日,李国桥深入到海南岛黎寨，为黎族人民治疗疟疾（新华社图）

这一次“迟来”的救援，源于24年前的一次国家任务——“”项目。这是一场前后持续了十余年的漫长接力赛，这个项目也被誉为医药界的“两弹一星”。只是，随着中国疟病患病率的减少，青蒿素淡出了国人的视线，本就秘密执行的“”项目，更是少人提及，若不是今年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那一批人和那段历史或许行将湮没。

另一场较量

时间回推24年。

年5月23日一早，北京饭店的会议厅内拥入了上百号人，他们来自国家科委、国防科委、总后勤部、中国科学院、化工部和卫生部等部门。会场很热闹，先召开集体大会，再分小组讨论，若想上台发言，则要呼喊几句革命口号。这里召开的是疟疾防治药物研究工作协作会议。

文化大革命开始整整一年了。会议本打算在总后勤部开，第二军医大学的红卫兵正在那里造反，就改到了北京饭店。会议召开的前5天，国家卫生部科技局局长陈海峰接到上级通知，成立了抗疟研究领导小组，为了动员更多力量，他们上报党中央，希望召开多部门协作会议，毛泽东和周恩来做出了同意开会的批示。

大会持续了一周，商讨组织国家部委、军队直属及10个省、市、自治区和有关军区的医药科研、医疗、教学、生产等单位，针对热带地区抗药性恶性疟疾严重影响部队战斗力的问题，开展防治药物的研究。

为了保密起见，领导小组启用数字代号“”：“”项目、“领导小组”、“会议”等，以致后来研发出来的药物，也多冠以代号。

李国桥，此时正在牛棚接受劳动改造。很快，他被重新起用，受命加入“”项目，组建广州中医学院针灸治疟研究组。

这个项目的想法，始自年。这一年6月下旬，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了时任越南人民军总参谋长文进勇。

彼时，越南战争已经打了九年，战争各方的消耗极大，最困扰双方的是流行的疟疾。

越南位于印度支那半岛东部，属热带地区，气候炎热潮湿，雨水丰沛，丛林密布，蚊虫四季滋生，野栖等传染媒介复杂，恶性疟疾终年流行，且具有很强的抗药性。原有像氯喹、乙胺嘧啶、阿的平等抗疟药效果较差，同时以脑型疟疾为主的恶性疟疾死亡率又很高，因此，是否拥有无抗药性、速效的疟疾防治药物，成为决定战斗双方胜负的重要因素。

美国卫生署曾说过，疟疾是令驻越美军最感头疼的头号军事医学问题。有数据统计，-年这4年间，美军因疟疾减员80万人，有的部队的感染率竟高达%，由疟疾造成的非战斗减员比战伤减员高出4-5倍。美军为解决这一问题，专门成立了疟疾委员会，组织了几十个单位投入到抗疟研究中，至年，美国华尔特里德研究院已经初筛了21.4万种化合物，但并没有找到理想的抗疟新药。

同样遭遇疟疾困扰的越南求助于中国。毛泽东对越共高层说，“解决你们的问题，也是解决我们的问题。”

有了最高指示，研发抗疟药物的行动在全国范围内悄然展开。实则在暗地里，中美于医药战线上开始了另一场较量。

白天研发晚上挨批斗

冯凯（化名）是国内一位药学专家，他接触过多位“”项目参与者，他对本刊表示，“会议”召开前的两年内，军事医学科学院等部队单位已经开展了抗疟药物的研发。年，军事医学科学院和总后勤部等成立了多个赴越卫生团，先去实地调研，发现除疟疾外，越南还流行着多种寄生虫病。军事医学科学院研发了应急抗疟药，防疟片1号和防疟片2号等，初步解决了越南部队的燃眉之急。

“用这些药去预防和治疗普通疟疾，当时也还是有效的，只不过一些药物会出现耐药性”，冯凯说，尤其是对死亡率极高的、以脑型疟疾为主的恶性疟疾，这些药效果不佳。

集全国之力办一件大事的“”项目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启动的。研发分为五个领域：疟疾防治新药的化学合成和筛选，中医中药、针灸防治疟疾的研究，驱蚊剂的研究，疟疾防治药物的制剂和包装的研究，疟疾防治药物现场观察效果。

起初，全国共有四五十家单位，六七百号人参与到“”项目中，后陆续有人员加入。在北京，全国“领导小组”统领全局工作，云南、广州、山东、四川等各地有“办公室”，执行通常是由北京下达任务给地方办公室，后者再将任务传达下属各研究单位。他们平日就在各自的单位里做研究，一般情况下，每年七八月份，从各地抽调的人员会赶赴疟疾严重的海南地区做临床药物试验，现场试验结果上报全国“领导小组”，小组就重大问题请示中央有关部委，等候进一步行动的批示。

说起来顺畅，可在那个动荡年代，任务执行起来的难度非常大。“全国领导小组”组长陈海峰曾回忆，当时出去都得拿着国务院开的介绍信，表明这是战备任务，谁也不能妨碍，“抓革命的事我们不管，抓两派的事情，别找我们，我们是抓生产的。”

一些“”项目的参与者白天在单位研究抗疟药，晚上还得参加批斗会，但大部分人告诉冯凯，能参与“”项目是“非常地幸运”，文革时期，几乎所有的科学研究都停了下来，唯有国家任务“”秘密进行，因任务需要，参与者能避免或少遭受些迫害。冯凯对本刊说，“一种说法是‘’培养了一批知识分子，我觉得从另外一个角度‘’也是保护了一批知识分子。”

关键一步

北京大学黎润鸿等人的文章记载，年“任务”下达时，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简称北京中药所）并没有被列为参与单位，年在军事医学科学院代表的建议下才加入进来，所里指定屠呦呦为组长，余亚纲为组员，还有一位叫郎林福。

起先，屠呦呦整理了一些疟疾单秘验方并从中筛选了一些药物，主要集中于胡椒，因效果不理想而放弃。年初，屠呦呦另有研究任务而中断了工作，余亚纲与军事医学科学院派来协助工作的顾国明一起查阅整理文献，以上海中医文献研究馆汇编的《疟疾专辑》为蓝本，筛选出重点药物乌头、乌梅、鳖甲、青蒿等，用水煎或乙醇提取，交由军事医学科学院的焦岫卿做鼠疟筛选。顾国明回忆，青蒿对鼠疟出现过60%-80%的抑制率，焦岫卿回忆的数字是在90%以上。

年下半年，顾国明调回原单位，余亚纲因其他任务调离小组，一位知情人告诉本刊，余亚纲被调去执行中央领导人的保健工作，于是北京中药所的“”项目处于停滞状态。

年6月，在卫生部的敦促下，北京中药所重新组织力量研发抗疟药，屠呦呦仍任组长，组员钟裕蓉等人继续提取了余种中药，郎林福和刘菊福做动物筛选，都未获满意结果。

这个时候，屠呦呦提出复筛曾经显示效价较高的中药青蒿，后改用沸点比乙醇低的乙醚提取青蒿，于年10月4日，得到了对鼠疟具有%抑制率的青蒿乙醚中性粗取物。

“这是十分关键而重要的一步，”几位医学界的受访者均向本刊说明，屠呦呦的这一步是提取青蒿素的关键所在，没有这一步也就没有后来的进一步工作，这也是诺贝尔奖颁给她最为重要的原因。

年3月8日，屠呦呦作为中药所的代表，在全国“领导小组”主持的南京“中医中药专业组”会议上报告了青蒿乙醚中性粗提物对鼠疟、猴疟抑制率达%，立刻引起了全体与会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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